習仲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一生實事求是，堅持原則，立場堅定，顧全大局，曾五次受到毛澤東的盛贊。

　　毛澤東為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澤東與習仲勛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35年，毛澤東對習仲勛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名。 1935年，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根據地，在幾處村落墻壁和大樹上，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勛”，這算是對習仲勛之名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
此前，1935年9月，思想極“左”的中央代表來到陜北，立即搞起了 “肅反”運動，把劉志丹、習仲勛等定為“反革命”，關押起來。毛澤東到達陜北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 ”接著，毛澤東派出工作組前往調查。事實表明，極“左”分子所強加在習仲勛等人頭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種陷害。調查結果出來后，毛澤東果斷地給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平反。
毛澤東率中央機關來到瓦窯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見習仲勛。一見面，毛澤東十分驚訝，說：“原來你這么年輕。”這一年，習仲勛剛剛23歲。毛澤東和他談了許多話。習仲勛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頭腦清醒、辦事干練的作風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習仲勛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負責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 6年間，習仲勛組織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斗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
從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召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會議全面研究邊區的歷史和現狀，正確解決邊區歷史上的是非問題，同時表彰了王震、習仲勛等22位在群眾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產英雄。毛澤東親筆為習仲勛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題詞，予以表彰，足見器重有加。

“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之命，率領一批干部離開延安到東北開展工作。在選配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這一年，習仲勛33歲，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決定：獨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導旅、警備一旅、警備三旅組成陜甘寧野戰集團軍，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習仲勛為政委。3月16日，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決定：自3月17日起，邊區一切部隊，統歸彭德懷、習仲勛指揮，任命彭德懷為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為副政委。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懷、習仲勛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依靠陜甘寧邊區優越的群眾條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確運用毛澤東制定的“蘑菇”戰術，與十倍于己之敵展開殊死斗爭，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大大挫傷了國民黨軍的進攻銳氣，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作為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習仲勛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一起，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后方支前，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1947年冬，在陜北綏德義合鎮舉行的陜甘寧晉綏邊區土改會議上刮起一股極左歪風。在所謂堅持“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的口號下，發生少數人起來亂斗、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產、亂掃地出門的極端混亂現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屬被掃地出門，有的勞動英雄因有余糧被當成斗爭對象。習仲勛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個多月內，就“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和“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毛主席三次函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情緒。
毛澤東閱后指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只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要動。 ”不久，中央由周恩來起草的 《關于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頒發各個解放區。
1952年初，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 《關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是關于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內容豐富，論述精辟。毛澤東看了十分滿意，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么樣？ ”早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毛澤東贊譽過習仲勛 “年輕有為”，于是便以此語作了回答。毛澤東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

“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西北地區有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的方針進行。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投誠，是習仲勛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區成功地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典型。
1949年底，項謙糾集一○○師師長譚呈祥、騎兵十四旅旅長馬成賢等反革命武裝，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第二軍，發動叛亂。在平息叛亂的斗爭中，習仲勛認為應當把國民黨殘匪和對我黨有懷疑態度的藏族上層人士加以區別，盡量做好政治爭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亂集團，由此拉開了爭取項謙投誠工作的序幕。從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藏族部落頭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親赴昂拉，先后與項謙和平談判達17次之多。習仲勛親自領導這場斗爭，他高瞻遠矚，多次指示：正確解決項謙叛亂，不僅對解救昂拉藏族同胞關系極大，而且對于我黨在青海其他藏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站穩腳跟、建立人民政權、開展工作關系極大；甚至對于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
1950年8月，項謙投誠，來到西寧，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卻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對項謙第八次政治爭取失敗后，人們義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會議上，代表們堅決要求政府出兵進剿昂拉。習仲勛當即復電勸阻。
1952年5月1日發起的平叛戰斗于5月3日結束，項謙隱匿在同仁縣南乎加該森林。有些人認為爭取項謙可能性不大，沒有什么價值。習仲勛即電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只要將昂拉地區工作做好，不犯錯誤，爭取項謙歸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盡速派出項謙信任的漢藏人員向項謙誠懇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誠，則對他負責到底；項謙若回來試探，不管真誠與否，我們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
經過反復細致的爭取工作后，同年7月，項謙終于從南乎加該森林投誠。8月11日，項謙在蘭州負疚抱悔地握著習仲勛的手，向習仲勛獻上潔白的哈達，表示感恩之情。
事后，毛澤東見到習仲勛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他“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習仲勛主政西北時期所表現出來的魄力、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毛主席和黨中央更加器重他。新中國成立之初，劉少奇考慮到國家進入建設時期，向毛澤東建議將各中央局書記抽調進京，調整、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部分機構。毛主席和黨中央采納了他的建議。經過反復考察和衡量，時任西北局第二書記的習仲勛被毛澤東欽點進京擔任中宣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上任前，習仲勛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恐怕難以擔當起全國文教宣傳的領導工作。毛澤東說：“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于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和胡喬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劃船，看見毛澤東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們將船劃攏岸邊，向毛主席問好。毛澤東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
習仲勛對作家、藝術家的甘苦深知入微，與他們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他任西北局書記時，曾親自領導了由20世紀30年代初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編導的、以譽滿解放區的勞動英雄吳滿有為原型的故事片《勞動英雄》的拍攝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間，對著名京劇藝術家尚小云、著名豫劇藝術家常香玉、陳素貞和著名秦腔演員王天民等，在政治上、藝術活動上以及生活上，都倍加關懷，無微不至。詩人柯仲平在創作反映陜甘革命運動的史詩時，作家柳青在創作長篇小說 《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時，杜鵬程在創作《保衛延安》時，以及劇作家馬健翎在處理工作與創作之間矛盾感到苦惱時，都得到習仲勛的支持、幫助與鼓勵，創作條件上的種種困難都得以解決。
毛主席和黨中央對習仲勛的工作相當滿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時，專門約習仲勛來到游泳池，進行了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談話。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習仲勛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在1962年10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被康生誣告“利用小說進行反黨”，受到停職審查，從此，習仲勛再也沒有見過毛澤東。

                                        中共濟南市委黨史研究室

                                            2013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