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密蘇里州最大城市堪薩斯城南北的特羅斯特大街，將城市一分為二。這條大街在美國種族隔離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大街以東是政府劃定的非洲裔美國人社區，以西是白人社區。50多年過去了，法律意義上的種族隔離已隨著《民權法案》的頒布而成為歷史，但現實中的種族界限依然沿著這條大街橫亙在當地人心中。

　　“小時候父親就告訴我，千萬不要隨意穿越這條大街，否則可能被送進監獄。”今年42歲的馬文·萊曼告訴本報記者。萊曼是非洲裔美國人經濟發展研究所執行主任，這是一家致力于促進非洲裔美國人社區經濟發展的組織。“即使在今天，非洲裔美國人和白人也基本以這條大街為界而居，很少有人打破慣例。”他說。

　　大街以東多是一棟棟一兩層的小房屋，外表斑駁，街道狹窄，很少能見到醫院、超市、銀行等公共服務機構。萊曼說，這里的非洲裔人群多數都租房住。由于種族隔離時期的限制，加上銀行對住房貸款采取的歧視性政策和差別利率，非洲裔美國人擁有產權住房的比率很低。他們從白人業主手中租賃房屋，每月租金300到1000美元不等。

　　特羅斯特大街以西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這里有林立的高樓、亮麗的購物街和寬闊筆直的馬路，民居多為獨棟別墅，整齊氣派。

　　“一條大街隔出了兩種生活，我們就仿佛是二等公民。社區缺乏基礎設施，缺乏工作機會，成了被美國遺忘的角落。20年前，我父親告訴我，機會在城市的西邊，遺憾的是現在依然如此。我們必須要為改變這種不平等狀況而戰斗。”堪薩斯城非洲裔美國居民安德拉·杰克遜對本報記者說。

　　堪薩斯城所在的密蘇里州位于美國中部。該州第二大城市圣路易斯同樣飽受種族問題的困擾，被列為當今美國種族歧視問題最嚴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圣路易斯城區西部和南部是白人社區，道路整齊，設施完備，房屋整潔。北部的大片區域，則是非洲裔美國人社區，整體破敗不堪，著名的弗格森事件就發生在這里。2014年8月9日，在圣路易斯市郊區的弗格森小鎮，18歲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遭白人警察攔截搜查并被開槍打死。此事在當地及美國其他一些地區引發大規模的游行抗議，一些地方演變成騷亂。

　　圣路易斯雖然不像堪薩斯城那樣有一條涇渭分明的黑白分界線，但事實上的界限根深蒂固。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喬治·布朗社會工作學院項目經理米歇爾·維斯豪斯說，在《民權法案》通過前，圣路易斯市政府公開劃出種族居住區域，規定白人社區的房子不能出售或出租給非洲裔美國人。1967年之后，雖然取消了公開的歧視，但政府在規劃時，只允許白人社區附近建獨棟別墅，北部的非洲裔社區只能建多層住宅或者是小面積獨棟房屋。

　　如今，圣路易斯的居住結構基本維持了50年前的模式。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圣路易斯分會會長阿杜珀斯·普路易斯說，當他到白人社區辦事時，經常被警察尾隨、盤問：“你為什么到這里來？”

　　“種族主義住房政策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們不在一起居住，不了解彼此，也不同對方說話。”喬治·布朗社會工作學院發布的一份名為《圣路易斯種族隔離現狀》的報告中這樣寫道。

　　弗蘭德一家住在位于圣路易斯城區北部的非洲裔聚居區，距離弗格森事件案發地點不到3英里（1英里約合1.6公里）。

　　本報記者到訪的時候，大約是下午6點，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寂靜得令人不安。

　　與別家相比，弗蘭德家的兩層獨棟房還算整齊。進門就是客廳，約十來平方米，因為掛著很厚的窗簾，屋里光線很暗，必須開燈才行。兩張舊沙發，一臺電視，旁邊有架老式電子琴。旁邊是餐廳，與客廳大小相當。后面是廚房，非常狹小，幾乎轉不開身。

　　“我們在家經常聽到槍聲、警笛聲。”單親媽媽羅德耐蒂告訴本報記者，“聽到槍聲，我們就趕緊躲進屋子里，知道又出事了。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社區已經見怪不怪。”

　　羅德耐蒂是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高級護士。弗格森事件發生后，她就想搬離這一社區，由于兒子戴維·弗蘭德剛上高中，她只好作罷。如今戴維高中畢業要上大學了，他們全家決定搬到加州去。

　　羅德耐蒂決定搬家，不僅因為這里沒有安全感，更因為工作上始終受到歧視。她在一家護士培訓機構工作，還在一家診所兼職。她說，盡管白人同事的學歷不如她高，工作不如她努力，可是他們總是先得到升職機會，而她卻一直在原地徘徊。

　　有次接診，一位白人病患明明看見羅德耐蒂身穿護士制服，胸口別著工作卡片，卻視若無睹地連聲問：“護士呢？護士在哪里？”羅德耐蒂說，她決心教育孩子們要加倍努力，接受良好的教育，讓自己更有競爭力。而孩子們也都明白生活的艱辛，學習特別努力。

　　戴維在詹寧斯高中排名第一，但只入讀了全美排名100名左右的伊利諾伊理工大學。這一現狀反映了以非洲裔學生為主的學校普遍面臨的困境。調查顯示，1994年以來，非洲裔學生的大學入學人數翻了一番，但主要是進入社區大學就讀。頂級大學非洲裔學生入學率沒有大的變化，甚至有所下降。比如哈佛大學目前非洲裔占新生的比例就比1994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而且非洲裔孩子在大學的輟學率也更高。

　　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非洲裔美國人研究系主任杰拉爾德·厄爾利對本報記者說，受限于家庭經濟社會地位，非洲裔孩子所接受的綜合教育水平落后于白人孩子，進入大學后會有更多的自卑感、不適感和隔離感。在這個大氛圍制約下，即使所有硬件基礎都相同，非洲裔家庭的孩子也更難取得成功。

　　教育與日后的就業直接關聯。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去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20歲至29歲的大學畢業生中，非洲裔的失業率為21.6%， 同年齡段白人的失業率為8.8%，前者幾乎是后者的2.5倍。

　　在美國，盡管法律規定包括非洲裔在內的各族裔均可在同一所學校就讀，但由于非洲裔和白人在居住上的隔離，非洲裔社區的學校幾乎清一色是非洲裔孩子（詹寧斯高中非洲裔占98%）。這些學校所在的地區，財政基礎薄弱，所能得到的資源投入相較白人社區的學校少之又少?！洞笪餮笤驴返囊黄恼轮赋?，白人中產階層和富人階層，努力要在好的學區購置房產，而許多收入水平不高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家庭的孩子們，卻只能在設施簡陋、管理松散、教學質量堪憂的學校就讀。

　　非洲裔美國人艾麗西亞·沃克是堪薩斯城一家銀行的公關經理，兼做一些小生意。踏入職場20年，她有著比別人更多的辛酸。

　　沃克對本報記者說，作為一名非洲裔美國人，做生意比白人難得多。首要障礙來自于貸款。銀行往往不相信非洲裔美國人的還款能力，他們獲得貸款的機會比白人要少得多；其次，非洲裔美國人受教育程度往往偏低，不善于利用政策和商業技巧；第三，美國媒體對于非洲裔美國人經營的餐館、超市等，總拿著放大鏡來對待，給人造成非洲裔美國人的經營場所不安全、不可靠的印象。她說，在資金周轉最困難的時期，她不停地通過信用卡透支才勉強維持資金流，因為銀行拒絕向她放貸。

　　對于沃克所說的困難，經營房地產的凱倫·布雷肯里奇深有同感。他對本報記者說，他曾經看上一套公寓，在申請貸款時，銀行提出的利率之高異乎尋常。而他的一名白人商業伙伴，同一時期、同一地點購買公寓，在同一家銀行拿到的貸款利率比他低了5個百分點。

　　盡管非洲裔占到堪薩斯城人口的30%，但他們經營的產業卻非常小，而且基本只在非洲裔社區。在一家有著60多年歷史的社區平價超市，記者看到在此購物的全是非洲裔居民。超市還提供了一些特色服務，比如允許賒賬購物，可以短期借貸小額現金等。“因為很多非洲裔居民無法通過信用卡的審批，所以才有了這些服務。”萊曼說。

　　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由于白人和非洲裔美國人在現實和心理層面的隔閡，他們之間很少共享社交網。多數機構的高層職位由白人占據，他們只會把工作機會共享給自己的社交圈，低收入者和少數族裔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現實中，非洲裔和白人處于隔絕當中，白人只幫助白人，盡管非洲裔的失業率要高得多。”

　　“所謂的平等僅存在于語言上，我們沒有看到政府對非洲裔美國人在就業和創業上提供任何有意義的幫助。恰恰相反，整個美國非洲裔的產業都處于萎縮當中。‘美國夢’早已經褪色了。” 萊曼對本報記者說。

　　堪薩斯城的狀況，是全美非洲裔美國人的一個縮影。從美國勞工部20世紀70年代開始記錄失業率以來，非洲裔的失業率一直接近于白人的兩倍。2016年非洲裔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是3.9萬美元，比2000年還低1873美元，是唯一收入低于2000年水平的種族群體，而白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1萬美元。舊金山一家人力資源技術公司去年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雖然非洲裔和拉美裔勞動人口占美國勞動人口的比例都超過12%，但非洲裔在白領勞動力中僅占2%—3%，拉美裔僅占5%。

　　圣路易斯大學喬治·布朗社會工作學院的研究人員在做社會調研時，曾經采集了兩個社區的統計數據做比較研究。這兩個社區都位于圣路易斯市，相距不到15公里。

　　郵編為63105的社區，居民構成中78%為白人，9%為非洲裔美國人，這個社區的失業率為4%，居民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9萬美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為7%，平均預期壽命達到85歲。

　　郵編為63106的社區，居民構成中95%為非洲裔美國人，2%為白人，社區失業率達24%，居民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1.5萬美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為54%，平均預期壽命只有67歲。

　　參與這項調查的米歇爾·維斯豪斯對本報記者說，這樣顯著的差異絕非偶然，而是長期以來美國不同政府層面機會分配不均的必然結果，這樣的結果被系統化、機制化的因素（如銀行、監管機構、房地產等）所強化，導致白人和非洲裔美國人在就業、教育、交通、基礎服務、醫療衛生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

　　從全美層面看，對比更為突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017年9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6年，非洲裔和拉美裔與白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分別增長了16%和14%。2016年美國白人家庭凈資產中位值為17.1萬美元，而非洲裔僅為1.76萬美元，為白人家庭的10.29%。“盡管我們為此奮斗了幾十年，非洲裔美國人遭受的系統性種族歧視沒有大的改觀，這體現在教育、就業等方方面面。”普路易斯說。

　　普路易斯提到了2014年的弗格森事件。他說，打死非洲裔青年邁克爾·布朗的白人警察被陪審團判定免于起訴，整個非洲裔人群都感到失望和憤怒。布朗的朋友將這一案件上訴到了聯邦法院，但是3年多過去了，迄今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我們對事件的進展感到失望至極！”他說，在美國，種族歧視的觀念沒有改變，一些照顧少數族裔的優惠政策到了地方層面也走了樣，而且美國自實施減稅政策以來，非洲裔民眾更是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上升。

　　“美國主流輿論不關心非洲裔的生存現狀，也沒有意識到這種系統性歧視對非洲裔造成的傷害，相反，卻總是在一些僅具有象征意義的事情上，如哪條大街應該命名為馬丁·路德·金大街上做文章。”萊曼說。

　　普路易斯表示，非洲裔將繼續為追尋種族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