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這里，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代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提法，體現了黨發展理念的重大轉變與創新，對于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享經濟理論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因此，我們需要認真總結改革開放３０年來的實踐經驗，深化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的認識，并積極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規律。

　　一、我國經濟發展觀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遷

　　縱觀共和國的歷史，先后出現過五種類型占主導地位的發展觀，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國發展觀演變的歷程，即：“趕超型”發展觀、“姓資姓社”發展觀、“硬道理”發展觀、“第一要務”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與此相適應，先后出現過“趕超式”、“轉軌式”和“又好又快式”三種經濟發展方式。

　　１．“趕超型”發展觀與趕超式經濟發展方式。“趕超型”發展觀是在１９４９年共和國建立并經歷了三年恢復經濟后整個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始終占主導地位的發展觀。以１５年超英趕美是這個時期國人的奮斗目標。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大躍進；制度變遷中的超階段；運行方式上的階段斗爭和群眾運動。

　　“姓資姓社”發展觀存在于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直到改革開放前夕。毛澤東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出：“至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５０年不行，會要１００年，或者更多的時間。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快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１００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然而，在那個“以階段斗爭為綱”的年代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可能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所以，發展觀的演進也就不可能進入科學的軌道，更談不上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了。因此，從６０年代起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姓資姓社”發展觀貫徹始終，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產生過強大的慣性作用。

　　與“趕超型”發展觀相適應的就是趕超式經濟發展方式，其核心內容可歸納為：以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作保障、以工業化為目標、以在經濟上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動力來實現經濟增長。因為，實現工業化需要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架構同步進行，所以，把這種與社會主義制度架構相聯系的工業化稱之為傳統社會主義發展觀，即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基于傳統社會主義發展觀的指導，在實現經濟發展的方式上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實現趕超式經濟發展。這種發展方式在一定階段獲得成功主要是得益于發展初期的環境，如工業化總體水平低，市場競爭不激烈，環境和資源約束較為寬松。

　　與經典理論的趕超式發展有所不同，我國的趕超式經濟發展有著兩方面的獨特性：一是強調“突擊”作為一種手段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在經濟上趕超發達國家。“突擊”的經濟意義在于快速發展，它是一種可以接受但卻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二是把社會主義制度的架構與改造置于快速實現工業化優先考慮的地位。由于我國多采取在政府主導下自上而下快速推進經濟發展的方式，因而缺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自發協調機制。這種發展方式，從實際執行效果看并不理想，出現了經濟的大起大落和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

　　２．經濟主導型發展觀與轉軌式經濟發展方式。經濟主導型發展觀有過兩種主要類型，即“硬道理發展觀”和“第一要務”發展觀，它是對改革開放以來至基本實現小康這一階段發展理念的概括與總結其最基本的特點可概述為“現代化＋體制改革”，即以現代化為目標，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線、以體制改革為動力和保障。這種發展觀既是對傳統發展觀的揚棄，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與理論創新關注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三個有利于”標準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強調以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釋放動力并提供重點保障。與這種發展觀相應的發展方式，在發展思路上將生產力置于生產關系優先考慮的地位，在思路上有兩個突出的創新點：一是將“生產力標準”置于社會主義本質和事關執政黨地位合法性的重要高度。與傳統社會主義發展觀相同，新一代領導人仍將加快經濟發展作為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基本標志。二是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強調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相互推動、協調發展，因此在經濟發展方式上表現出典型的轉軌特征。

　　經濟主導型發展觀通過發展和體制的重塑有效地激發了中國經濟，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史上的中國奇跡，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愈來愈嚴重的問題：一是經濟轉型一方面刺激了競爭、激發了經濟活力，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區域及居民間的差距。二是基于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進一步加劇了對土地、淡水、礦產、能源等戰略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過大壓力，從而嚴重削弱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三是過分重視經濟發展而導致較少關注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質層面的發展及社會公平、正義與秩序的構建，從而導致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嚴重脫節，嚴重影響社會進步與人自身的發展。

　　經濟主導型發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一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二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擴張，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三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

　　實踐證明，經濟主導型發展方式難以為繼，這是因為，由于過去支撐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有的已經發生變化，有的正在發生變化，不加快轉變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原來積累的矛盾難以根本解決，而且會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突出表現在：一是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高度依賴，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和通脹壓力不斷加大；二是經濟增長對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高度依賴，必然帶來產業發展失衡；三是經濟增長對資源和生產要素過度依賴，必然導致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因此，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向著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３．科學發展觀與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方式。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發展史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確提出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發展理念，更加注重發展的全面性、發展的質量和發展的終極價值導向。實際上，科學發展觀要解決三個持續發展問題，即：實現經濟發展、政治發展、人文社會發展的可持續。它是對經濟主導型發展觀的揚棄，是對可持續發展觀及以人為本發展觀的升華，是新時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既是解決過去粗放型發展所導致的發展不協調、不公平、不可持續等諸多問題的需要，又為解決人類未來發展的兩個最基本問題———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提供了思路，從而破解了之前發展觀關于發展與代價這對“魚和熊掌”的困境，為人類文明進程開創了一條謹慎而樂觀的道路。

　　二、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１．準確把握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特點及本質

　　所謂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一個國家（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增長的過程、手段和方法，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方式。簡言之，就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而采取的手段、措施和具體做法。其實質則是主要依靠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怎樣實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通常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有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通常將主要依賴土地、勞動、資本投入的經濟增長稱之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其主要特征是規模的擴張；而將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知識積累、人力資本提高、制度完善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其主要特征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效益的提升。

　　所謂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僅包含著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包括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貿易結構等）、運行質量、經濟效益、收入分配、環境保護、城市化程度、工業化水平、現代化進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突出經濟領域內的“數量”的變化，更要注重和追求經濟運行中“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優化。其鮮明特征在于：顧及可持續性，顧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升級，顧及就業、消費、分配等一系列社會需要等。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包括四層含義：其一，指人們通常所強調的改變粗放、低效的增長方式，減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其二，指實現動態比較優勢的轉換，即在低成本優勢逐步削弱后，通過技術、組織及制度創新，形成以提升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為主要內容的新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其三，要適應中國經濟規模擴大的變化，實施對經濟關系諸多領域的必要調整并與國際經濟接軌；其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則是實現經濟增長由追求數量轉向提高質量、由不可持續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由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個戰略工程，它離不開實踐主體價值目標的實現，在這一進程中，實踐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以，主體的目標應通過發展生產力來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全民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使人民群眾共同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２．全面認識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系

　　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用“經濟發展方式”代替“經濟增長方式”。一詞之差，內涵卻發生了深刻變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從兩者的聯系看，經濟發展包含了經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肯定地要求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集約型增長。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才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經濟發展則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１）轉變的目標不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往往表現為單一的經濟總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包括了經濟總量目標，還包含著其它更為廣泛的目標。如有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產業結構、企業結構、技術結構和經濟體制優化等，這是涉及經濟長期增長能力的發展目標；有擺脫貧困、公平分配、增加社會福利的目標；有經濟增長最小成本目標。經濟增長不僅是得益，也可能付出代價，如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只有在資源得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環境污染得以有效控制、勞動者的閑暇時間增加的基礎上實現增長，才是有價值的，才符合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

　　（２）轉變的內涵不同。經濟增長是對國民經濟統計的一種現實描述，是單純的數量經濟范疇；經濟發展則包含著全部的生產變化內容，國民經濟的范圍有多大，經濟發展所涉及的內容范圍就有多大；發展是針對內容變化的，是對內容質的水平提升的表述，經濟發展方式比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更加豐富。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包含了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包含了結構、質量、效益、環保、消費行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等多方面的內容。它要求從注重數量、速度轉向注重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速度加快與效益增長相結合；從一次性和單一性利用資源轉向循環利用綜合利用資源；從犧牲環境發展經濟轉向力爭發展經濟與環境保護雙贏；從偏重經濟發展轉向經濟與社會均衡協調發展；從“以物為本”發展轉向“以人為本”發展等等。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以往相比較，在以下方面進一步拓展，即：包括了優化產業結構的內容；強調擴大消費，改善民生，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要求，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核心，把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放在突出位置。

　　（３）轉變的實質不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質，是采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把目光投向經濟增長以外的更為廣闊的領域，其實質則是研究如何圍繞“以人為本”這個核心，實現速度、效益、結構、質量相統一的發展，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的發展，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雙贏的發展，城鄉、區域、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

　　（４）轉變的組合方式不同。經濟發展方式的組合方式比經濟增長方式更加復雜。經濟增長方式基本上只為粗放型與集約型兩種組合方式；而經濟發展方式則涉及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人文關懷、價值理念等多方面的復雜組合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現，則涉及到多個方面的因素和多種因素的重新排列組合。

　　（５）轉變的要求不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更高。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則是淘汰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實現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是關鍵，是基于科學發展觀而提出來的，它要求體現發展的耦合性、關聯性、價值性和人文性的統一。不僅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而且主要重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統一，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人自身的協調發展。

　　（６）衡量轉變的指標體系也不同。衡量與比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主要是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總量指標和單項的效益指標，如勞動生產率、資金占用率及產出率、產值銷售

　　率等。而衡量和比較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指標，從廣義上理解，應是一個由經濟發展內涵所決定的全面又科學的指標體系，如人民群眾參與對國家、社會的管理，分配公平化、就業充分化，人民文化水平、生活質量、幸福指數的提升及人均壽命的延長，科技創新、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資源消耗、社會安全感等等。

　　３．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三種方式

　　（１）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簡言之，由“粗放型”轉到“集約型”。迄今為止，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要素價格扭曲下的低廉（主要是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等）＋政府導向、扶持（招商引資）———由外商投資，形成出口加工基地———粗放型的外向拉動。相比之下，這種模式與印度所謂“世界思想工廠”的模式有差別。因此，應當扭住“粗放型”不放，加緊轉變。

　　（２）中方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要包括：一是經濟問題，不僅有增長速度，而且特別包含質量和效益；二是經濟結構問題，包括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內外結構等；三是經濟體制問題，包括產業、市場、宏觀、分配、保障、社保等體制；四是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問題，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等。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主要面臨三種病，即，“結構病”、“體制病”、“欠持續病”。這是比“增長”更深層次的轉變。

　　（３）寬方式：“總體發展方式轉變”。由單一經濟發展，向“四位一體”的發展拓展，即“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發展、人自身的全面發展”。這里的核心和實質問題是由”物“轉變為“人”，提高我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這是一個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的發展方式轉變問題。

　　４．正視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面臨的“三重”壓力

　　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著“三重”壓力：一是原來提出的“窄方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至今尚未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更大范圍的“寬方式”的總體發展方式轉換又提出。二是不發達階段的問題（如幾千萬貧困人口等）還沒有解決，發達階段的問題（如老齡化等）又來臨。三是我國的特殊問題（如人口問題、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問題等）尚未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如環境可持續、人權保障、“人類發展指數”等）又涌來。因此，我國未來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轉換壓力。

　　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科學把握我國發展所面臨的上述新課題和新矛盾，這就是加快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應有之義。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之下，扎扎實實地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這應當成為新階段我國現代化的新內涵，也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的五大支點。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推進制度創新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制度安排的改進和體制機制的創新尤為重要。作為一種制度安排，體制與機制反映了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體制機制之所以重要，因為經濟發展雖說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行為和過程，但人的行為方式、行為方向、行為力度和調整速度，在受到技術制約的前提下，是由制度的變量所決定的，制度規定了人們的利益結構和對經濟行為的激勵、約束程度。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體制完善取決于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括基本經濟制度、宏觀調控體系，社會收入分配和保障制度、企業制度等。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實現發展理念、發展導向、發展主體、發展路徑的創新是當務之急。

　　１．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為核心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確保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要從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上，深化國有經濟改革，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２．深化財稅體制改革。１９９４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已有較大提高，但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尚未形成，仍不能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的盲目發展。因此，必須加快增值稅轉型，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提高資源稅率、開征環境稅并完善資源環境稅的制度。

　　３．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構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國家發展規劃、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行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

　　４．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改革開放３０年來，我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總體上達到小康。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還沒有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當數量，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仍然較多。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都是為了造福人民，發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之路，這才能構建和諧社會。理順分配關系，調整分配結構，在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上，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個人收入分配中，要堅持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規模，改善就業結構，優化就業環境，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從而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主的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方竹正：徐州市行政學院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共同富裕實現機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