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是第一個以漸進改革的方式成功實行市場化轉軌的國家，然而改革初期并沒有清晰的路線圖。中國改革是一個決策者放手、地方試驗和民間突破的互動過程。體制外經濟力量的成長改變了中國的經濟構成，造成不可逆轉的形勢，觀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對事實的追認，從某種角度說，“與時俱進”也可稱之為“順勢而為”。當然，中國的市場化轉軌并不完全是一個自然過程，每一步突破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在歷史關節點上，鄧小平的決斷發揮了重要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并不是從中國開始的，當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自己的改革試驗時，社會主義改革已成趨勢。然而，由于受到普遍觀念和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通過漸進改革實行市場化轉型，鮮有成功的先例。中國的市場化轉型沒有導致經濟衰退和體制崩潰，而且推動了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出現所謂“中國奇跡”。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模式”的解釋很多。一般都認為，中國改革與蘇聯東歐改革有“漸進”與“激進”之別。所謂漸進式改革，首先是先經濟、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選擇，保證了政府控制改革進程和協調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經濟改革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通過不斷的試驗逐步推進，允許不同選擇進行競爭和比較，減少了掉進理性陷阱的機會。80年代的決策者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改革要讓多數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臺考慮社會的承受力，注重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對利益受損實行補償，避免了可能的社會震蕩，爭取了支持者。有學者認為，所謂“漸進”改革實質是一種“增量改革”或“體制外改革”，就是在計劃體制的主體部分不能作重大改革的情況下，允許和扶持集體企業、個體經濟、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發展，這幾種經濟的所有制性質不同，但都處在計劃體制之外，以市場為導向，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到90年代初，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塊經濟幾乎可以“平分天下”了，這就造成了一種競爭態勢，迫使受制于舊體制的國有部門不得不進行“制度創新”。這就是中國改革實際走過的路。

然而，蘇聯、東歐國家并非沒有進行過漸進改革嘗試，事實上，從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蘇聯、東歐進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沒有扭轉經濟增長率下降的趨勢，迫使決策者轉向激進改革，最終導致體制崩潰。鑒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轉向中國不同于蘇聯東歐的一些結構性因素。諸如：（1）改革初期，中國勞動力75%在農業部門，蘇聯75%在工業部門。中國外延性增長和“粗放型”發展的空間很大，高增長率可以通過將農業勞動力轉到工業中去的辦法取得。（2）蘇聯已將社會保障網擴展到城鄉全體勞動者，而在中國享受保障的是占勞動者20%的城市勞動者。這使改革只輕微觸動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為了維持穩定而把國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會保障。農民處于國家保障體系之外，既是中國改革相對阻力較小的原因，也是中國改革巨大動力的源泉。（3）在計劃、投資和物資分配方面，毛澤東時代比蘇聯或任何東歐小國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權，并存在相當大的非國有經濟。客觀上存在兩種經濟體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這有利于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的競爭，也增強了地方政府發展地區經濟和改革試驗的動力。（4）中國經濟體制實質上是一種命令經濟而不是理性計劃經濟，前者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棄它所付代價要小得多。（5）香港、臺灣、新加坡以及散居在東南亞和北美的華人中有許多企業家，這些人是重要的知識與投資的來源，起到中國與世界經濟溝通的橋梁作用。（6）毛澤東時代留下了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使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進行大規模社會實驗，這種政治和組織資源既支持了毛澤東的“文革”，又支持了鄧小平的改革。（7）蘇聯民族差異性很大，俄羅斯族只占蘇聯人口的53%。中國90%的人口為漢族，民族同質性降低了改革進程的國家分裂風險；等等。

這些分析是有啟發性的。需要補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沒有清晰的路線圖。當時，從領導人到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必須改，但誰都說不清楚究竟應當怎么改，更沒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中國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試驗和學習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說，“摸著石頭過河”是唯一可能的選擇，許多情況下是實踐推動政策走。市場機制具有為自己開辟疆域的力量，觀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對事實的追認，所謂“與時俱進”也可稱之為“順勢而為”。

最初的改革探索

最初的改革思路比較簡單，就是放權讓利，調動積極性，搞活經濟。充其量是適當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以增加計劃經濟的活力。據袁寶華回憶，從粉碎“四人幫”以后，國家經委就開始運作企業改革這件事(賀耀敏：《擴權讓利：國企改革的突破口——訪袁寶華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點一直放在國有企業擴權試點上。整個80年代，政府在國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試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兩步利改稅、承包制等不同的辦法，尋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途徑，讓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實體。同時，在計劃、價格、投資、金融、財政、外貿、物資等領域作了相應變動。

放權讓利是以往經驗的延續，實質上是重拾《論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前后的一些想法，不同的是放權的范圍擴大了。為調動積極性，鄧小平提出了一個經濟政策：允許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對于以追求平等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大膽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驅動而不是“革命精神”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以承認差距來激勵進取，增加財富總量，達到最終惠及全體的目標。這個政策把人們積蓄已久的趨利動機和致富欲望調動起來，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也成為經濟改革的驅動力。

另一個思想亮點是，對市場作用的重新估計。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上，許多經濟學家批評了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左”傾觀點，提出應更多地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例如，孫冶方重提“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薛暮橋提出應當為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活躍流通等。(吳敬璉：《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會議上說，他同陳云談過計劃與市場的問題。陳云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他還說：“國內要競爭一下。”(《陳云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36頁。)3月8日，陳云在《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中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必須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經濟(《陳云年譜》（下），第238—239頁。)。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吉布尼等人時也說：“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39頁。)鄧小平講的與陳云講的是一個東西，就是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調節和競爭，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個理論模板。不同的是，鄧小平的思想更具開放性。

在經濟學界，討論也向前推進了一步。1980年初夏，薛暮橋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這份討論中的文件指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彭森、鄭定銓主編：《中國改革20年規劃總集：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藍圖》，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16—18頁。)這已經超越了放權讓利的界限，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的主張。他的話給趙紫陽很大影響，但在決策層未能成為共識。(《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5—376頁。)最初的放權讓利改革激發出經濟活力，也引出了體制磨擦，1979年、1980年連年出現巨額財政赤字。1980年底，在中央確立經濟緊縮政策的背景下，陳云提出“重調整，緩改革”，改革服從調整。由此引發出關于經濟改革的第一場爭論，“計劃取向”的主張在政治上占居上風，“市場取向”的主張受到批評。從總體上看，決策者的改革思路，沒有超出適當引入市場機制以增加計劃經濟活力的框框，它的形象比喻就是“鳥籠子”經濟(1982年底、1983年初，陳云多次把實行統一計劃與搞活經濟的關系比喻為“籠子”與鳥的關系。他不主張把鳥在手上捏死，但堅持要有個籠子，籠子可以有大有小。參見《陳云年譜》（下），第309、311—313頁。)。

體制外力量的成長

中國經濟改革被稱之為體制外先行的改革，但改革的重點從國有部門轉向非國有部門，并不是事先設計好的方案。決策層在醞釀和試行改革時，選擇的突破口恰恰是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辦法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據袁寶華回憶，從粉碎“四人幫”以后，國家經委就運作企業改革這件事(賀耀敏：《擴權讓利：國企改革的突破口——訪袁寶華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點一直放在國有企業擴權試點上。整個80年代，在國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試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兩步利改稅、承包制等不同的辦法，尋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途徑，讓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實體。同時在計劃、價格、投資、金融、財政、外貿、物資等領域作了相應變動。這些改革至少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是肢解了舊體制，二是釋放出市場空間。國有企業的身子雖然還在計劃體制內，但它的一條腿已經伸到了市場。不過，80年代的國有部門改革總體上沒有取得突破，經濟改革的真正突破發生在非國有部門。

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回憶說：改革的起步階段有兩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幾年把改革的重點放在農村，這一改革打破了農業長期停滯的局面，對整個經濟改革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第二是加快集體經濟的發展，并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的適當成長，很快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格局(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第351—352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鎮非國有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的恢復發展，沒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礙，并不是因為理論上率先突破，而是因為迫于現實壓力。2000萬人待業，是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會問題之一，波及21個省、市、自治區的知青“返城大請愿”已經引發了某種動蕩(何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60頁。)。為了緩解就業壓力，各地政府在向現有單位硬性分派就業人員的同時，開始考慮在國有部門之外開辟新的就業門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開，從允許到積極鼓勵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就業和自謀職業(1978年3月，國務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鎮恢復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正式提出，打破由國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大力扶持興辦各種類型的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合作社；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進一步明確地把改革勞動就業制度與調整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聯系起來。)。在城鄉個體經濟中發展出雇工經營的私人企業，是一個自然過程。然而，它的出現卻不像個體經濟那樣順利。這里又觸及一個核心價值：社會主義是否允許“剝削”。中央的政策開始是：允許帶兩個徒弟請5個幫手(這個規定最早出現在1980年國務院批轉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國務院的匯報提綱》中，198I年7月《國務院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具體規定了雇工的最高限額。)。這個政策也是依據經典，雇工8人是個體經濟與私人經濟的理論分界點。但現實很快突破了這個限制，結果引起很大爭論?！度嗣袢請蟆返葓罂险归_了持續的討論，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針是：“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看一看再說”(1982年12月和1984年10月，陳云、鄧小平先后談到這個方針。參見《陳云年譜》（下）第316頁，《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頁。)。這個方針的提出，對決策者來說，多半出于繞過爭論的策略考慮，事實上默許了雇工經營的自發發展。于是，以1984年為拐點，雇工大戶和私營企業開始成批地產生(據安徽統計，1983年及其以前開業的私營企業有370家，發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別比上年增加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區如浙江溫州、河北保定私營經濟的發展狀況大體如此。參見王長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私營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頁。)，特別是在原來集體經濟力量不強的地區發展很快。如浙江省溫州市1987年有私營企業1萬多家，產值占該市鄉鎮企業總產值的70%。福建省晉江市有私營企業4500多家，產值占該市鄉鎮企業總產值的84%。(參見李惠根：《全國私營經濟調查研討會情況》，《上海農村經濟》1988年第5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確肯定“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第11條增加了一段內容：“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至此，自50年代消滅私營經濟以來，重新確立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

農村突破的意義

農村改革的突破具有全局性意義。不過它并不像有的論者所說的是領導人預先選擇的改革突破口。自始至終參與決策的杜潤生說：“農村改革并沒有一幅事先描繪好的藍圖，它是在農民、基層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領導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互動過程中完成的。”(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頁。)

農村改革是農民對政策底線的沖擊與地方上開明的領導人相互推動，一步一步獲得共識形成全國性政策的過程。最初的農業政策基本屬于調整的范疇，并沒有把體制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的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引導出農村管理體制和經營方式的重大變革。放寬農村經濟政策，為農民松綁解禁，使農民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自主權和選擇權；調整宏觀農業政策，讓利于民，又使農民的選擇獲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多數農民選擇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農村改革率先突破，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從農業全盤集體化之時起，農民中就存在一種離心傾向，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對農民的吸引力主要有兩個：一是可以獲利，二是有了自由。相對于城市工業，農業是計劃控制較為薄弱的部門。農民從未像城市職工那樣被政府“包”下來過，因而對舊體制沒有留戀。包干到戶對農民來說并不陌生，它不過是回到自己再熟悉不過的傳統的家庭經營，按人頭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保證了改革的公正性，避免了震蕩和沖突，減少了農民對不確定性的擔心。如果把集體化比作筑堤，包干到戶就像決堤，“勢不可擋”。(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72—73頁。)農村出現的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傳統的觀念中，堅持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嗎？”反對的聲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數，包括中央和地方許多官員。單有農民的選擇，沒有一批官員的同情、默許、支持和政策的跟進，農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全國性的突破。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包產到戶要求有三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支持、引導；二是猶豫之后轉而支持；三是堅決反對。支持者的策略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口號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強調讓農民吃飽肚子是政府當前的首要責任，強調包產到戶只是局部的試驗，風險可以控制。為使大家容易接受，杜潤生為包產到戶起了個繁復的學名：“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尋求共識的策略是等待，不施加壓力，讓事實來說話(1991年2月6日，鄧小平在上海說：“太著急也不行，要用事實來證明。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里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27頁。)。農村改革對增產的顯著效果為自己獲得了合法性。改革既給農民帶來好處，又豐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時滿足了政府足額收購的要求，使國家對城市的糧食供應安全無虞，說服了許多對改革持懷疑態度的人，從意識形態上提出的反對意見不足以阻止農村變革的進程。

農民未必理解他們的自發行動與一場改革有什么聯系，但是農民的選擇的確成就了中國的改革。農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聲譽，9億農民穩定了，也使決策者可以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下從容地推進城市改革。農村突破的意義更在于它推動了市場化趨勢。一是出現了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經營的專業戶，其中孕育出一批雇工經營的大戶，私人經濟破繭而出。二是開拓出一片市場。先是城鄉農貿市場的恢復和繁榮，繼而出現農民長途販運，異地經商，出現了各種專業市場。三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農村改革引出的最積極的成果，而且出乎人們預料。地方政府的扶持是重要原因，但原動力來自民間，改革激活了農民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鄉鎮企業靈活的內外機制使它具有比國有企業更強的競爭力和自生能力。即使在1989年至1991年經濟緊縮期間，鄉鎮企業受到很大壓力，它的總體增長率仍然高于國有企業。1991年，鄉鎮企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樊綱：《兩種改革成本和兩種改革路徑》，《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其出口所占比重也由1987年的11%上升到1993年的35%。1985年至1990年，全國稅收凈增的21.6%是由鄉鎮企業貢獻的，此外還支付了約1/3至2/3的各種籌資、攤派、收費、捐款等制度外財政收入。(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8頁。)

毫無疑問，鄉鎮企業是80年代帶動中國經濟增長加速的引擎，同時成為市場經濟轉軌的重要推力(據吳敬璉回憶，1990年夏天，他從歐洲訪問回來時心情悲觀，但當他9月到江蘇、浙江、廣東、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鄉鎮企業釋放出的能量時，郁悶心情一掃而光。他得出結論：“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已經走過臨界點了，沒有回頭的可能。”柳紅：《“計劃與市場”爭論中的吳敬璉》，《北京日報》2003年2月17日。)。農村改革的后續發展推動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性變遷。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持續的“民工潮”引發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浪潮。“民工潮”不期而至，卻并非偶然，這是長期封閉式人口管理積聚起來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進城沖動的集中迸發。源源不斷的農民工無疑是制造“中國奇跡”的主角之一。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農民工功不可沒。“民工潮”出現的歷史含義，更在于它為解構城鄉二元結構提供了持續的壓力，大大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城鎮化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關鍵在于實現權利平等，讓進城農民真正變成市民。然而，如果沒有農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動，這一過程至今可能仍然難由政府啟動。

開放推動改革

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走得這么遠，就在于它是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展開的。如果說國內經濟改革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路線圖，那么有一點從一開始就很明確，這就是對外開放主要是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開放，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包括資金、技術、市場和管理經驗）來發展自己。在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手上，中國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礙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兩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締約，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對外開放的政治平臺完全形成了，中國獲得了進入世界主體市場的通道。美蘇戰略對峙和經濟全球化這兩大國際因素，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開放促發展的機遇期。外部因素的引入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說5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格局下的封閉環境，是中國加速選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以后的開放環境，則成為推動中國一步一步趨向市場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注入增長動力。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奇跡”有不同的解釋。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對外開放對增長的貢獻。除了通過利用外資彌補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的資金瓶頸以外，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引進技術的方式，加速本國的技術變遷，進而提升產業結構。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奇跡”得益于對西方技術的模仿；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貿易秩序，通過進入國際市場獲得增長動力。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美國經濟學家拉迪認為，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大約比美國高一倍，比日本高兩倍。轉引自丁一凡：《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網站，2005年11月30日http://www.iwep.org.cn/。），出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有人甚至把中國的高增長歸因于外部因素。認為“過去30年的發展與其說是中國的奇跡，還不如說是世界帶來的奇跡”。近30年，中國恰好遇到了兩個外部歷史條件：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些條件在晚清時期和民國時期都沒有，因而當時不可能出現今天這種經濟增長。中國不過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陳志武：《慎言中國經濟奇跡》，鳳凰網，2007年6月16日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06/0616_23_136459.shtml。）這種分析不無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釋，同樣的條件為什么唯獨鐘情于中國？顯然與中國內部因素有關。例如，穩定的政治環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貨膨脹、高儲蓄高投資、低廉的土地租賃和勞動力成本等，這些增長因素在制度創新中得以釋放。尤其是極其充沛的成本低廉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能夠持續高增長的獨特因素。眾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率先起飛，是由兩大因素推動的：一是引進外資和技術，二是雇用數以百萬計的拿低工資又特別吃苦耐勞的農民工。

第二，引入市場因素。對外開放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新的規則和制度。1979年初，鄧小平請原資本家榮毅仁出來主持引進外資之事，具有象征意義。榮毅仁當面向鄧小平提出：“利用資本主義資金，也應用資本主義去對付”，得到鄧小平的首肯（李鴻谷：《歷史中的榮毅仁與鄧小平》，中國經濟網，2005年11月3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511/03/t20051103_5106092_1.shtml。）。經濟特區更是市場經濟的試驗區。1992年6月，鄧小平肯定地說：“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47頁。）深圳特區開辦之初，就有“按國際慣例辦事，和國際市場接軌”的明確指向。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說：特區政府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直接招商引資而是體制改革，包括勞動、工資、價格、土地使用、外匯管理、資本市場等一系列方面（楊繼繩、蕭冬連對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的訪談（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這種市場化試驗起到了為全國探路的作用，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區再到腹地，市場化逐步擴散開來。中國的企業經理們從與外商打交道過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場經濟，逐步學會了市場運作。對外開放把國際競爭引入中國，競爭是改革的動力，逼迫國有企業為了提高效率而改革體制。

第三，提供思想資源。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向西方學習。中國必須改革，這個結論是從自己的經驗得出的，但這并不一定走向市場經濟。中國人在計劃經濟體系中生活得太久了，從領導人到經濟學家，誰都沒有市場經濟的切身體驗。對外交往擴大以后，官員和學者才第一次親眼看到市場經濟是怎么回事，一個成功的市場經濟已經擺在那里，這為中國提供了具體的參照物，引發出許多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想法。對于中國經濟學界來說，接觸現代經濟學是一次思想啟蒙，那些對改革發生了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都是在重新接受現代經濟學的訓練以后，才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起來的（1983年1月，吳敬璉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ISPS）從事客座研究，研究東歐國家改革的歷史和現狀，53歲重新學習現代經濟學，甚至旁聽大學生的課程，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進行補課。這為他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奠定了理論經濟學的基礎。）。對于西方經濟理論和國外專家建議，決策者采取了開放的心態。1985年9月的“巴山輪會議”就是一例。來自國外的頂級經濟學家與國內著名經濟學家（與會的外國專家有：凱恩克勞斯(英國)、埃明格爾(聯邦德國)、托賓(美國)、拜特(南斯拉夫)、布魯斯(原籍波蘭)、科爾奈(匈牙利)、阿爾伯特(法國)、瓊斯(美國)、小林實(日本)以及世界銀行的林重庚和伍德。中方參加的主要有薛暮橋、安志文、馬洪、劉國光、陳如龍、童大林、尚明、高尚全和一些中青年經濟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共30余人。）超越意識形態，就中國改革和發展問題展開了一次無拘束的對話，這次會議在幫助決策者和經濟學家理清思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回憶說：科奈爾“宏觀間接調控”的意見對趙紫陽的影響很大，把它加到9月中下旬黨代會的《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的說明中，將經濟體制分成三個層次：宏觀間接調控，發揮市場作用，企業自負盈虧。蕭冬連對安志文的訪談（2007年8月2日、3日、10日）。）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同于其他轉型國家的是，中國決策層始終堅持自主選擇的原則。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沒有任何成功的經驗和現成的理論，更何況中國是這樣一個如此巨大的經濟體，不可測的風險很大。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沒有接受任何“一攬子”方案，主要訴諸于自己的實踐的探索。例如價格雙軌制以及一系列雙軌運行的過渡方式，就是中國本土的創造。

越過市場化門檻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改革走到了一個重要關口。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頸。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進”，即改革讓多數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損。這是因為當時進行的是一種增量改革，允許和扶持體制外經濟的發展，體制內原有利益格局沒有根本觸動。這種改革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國經濟獲得了第一份增長紅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難題留了下來，改革遭遇到兩道難過的坎。一是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價格市場化改革受阻；二是國有企業承包制效益遞減，國家“讓利”的空間已經用完，而企業并沒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體制外經濟的競爭，企業“內部人控制”對資產利潤的侵蝕，加上市場疲軟的宏觀環境，國有企業虧損面擴大，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放權讓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盡，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觸動產權及原有的利益格局，這就觸及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國內改革受阻，接著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轉入低潮，關于改革的爭論驟然激烈。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喪，社會上普遍對物價瘋漲和“官倒”現象強烈不滿，而保守力量對改革提出了根本質疑，認為改革開放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在拋棄它。他們認為，激進改革導致了蘇東社會主義的垮臺，“和平演變”是當前的主要威脅。在決策層召集的座談會上，兩派學者針鋒相對，激烈辯論。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占了上風，改革一時失去方向和推動力，社會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緒。

鄧小平南方談話正是在這樣一個關口發表的。南方談話有一句名言：“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講這個話，斬釘截鐵，顯然不只是從中國自己的經驗出發，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勢，包括對剛剛發生的蘇東劇變的思考。他把社會主義穩固的首要條件歸結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發展的唯一之道是改革開放。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經驗都可以借鑒，不要怕資本主義多了，不要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不要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其實，客觀情勢并不像高層爭論表現出來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開放為它自身造成了一種不可逆轉的形勢，放權讓利使地方政府和企業成為受益者，體制外經濟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勢頭正旺，加上城鎮集體企業、個體工商業、三資企業，各種非國有經濟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臨困境的國有企業必須尋求出路，地方和部門都在等待中央明確表態。改革已經逼近市場經濟的門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識，越過這道門坎，“南方談話”的意義就在于此。

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越過了它的臨界點。經濟改革重點從增量轉向存量，從體制外轉向體制內，90年代上半期，價格市場化并軌悄無聲息地完成；1994年分稅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財力的基礎，并強化了已經形成的地方競爭機制；債券、證券、期貨等市場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建構起較完整的資本市場；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從制度上與世界接軌。相比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國有企業改革更是觸動傳統體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產權改制和資產重組展開了一個“國退民進”的進程，由此形成了產權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基礎。90年代以來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種市場經濟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了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由此發生了極為深刻變化。正是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全球化兩大引擎帶動中國近20年，特別是21世紀以來的持續高增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起飛”，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歷史證明，最近30年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是適應時代趨勢的，150年多來，第一次把中國帶上了現代化發展的快車道，現今的中國無疑是民族復興最有希望的一個時期。然而，中國的改革尚未完結，中國的發展再次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

中共濟南市委黨史研究室

2013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