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曼被監禁了，但毒品戰爭遠遠沒有結束”。不久前，世界頭號毒梟華金·古斯曼再次引起全球媒體關注——他被美國法院判處終身監禁。然而，美國主流媒體顯然對該國毒品泛濫的憂慮遠遠不會止步，上述《華盛頓郵報》的標題就很有代表性。

　　“毒品戰爭”這個稱呼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71年開始使用的，美國為此“大戰”了近半個世紀，累積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然而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在古斯曼被引渡至美國的2017年，美國有超過7萬人死于藥物濫用，是1971年的10倍以上；從墨西哥運往美國的毒品至今有增無減。“我不想稱之為無用的戰爭，但除此之外還能是什么呢？”圣迭戈大學美墨問題專家大衛·舍克如是感慨。

　　近半個世紀里，從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再到芬太尼，美國泛濫的毒品花樣愈發繁多，但毒品戰爭卻一如既往地僅僅瞄準供給方。美國緝毒署在6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90個海外辦公室——滿世界尋找毒品賣家。但是，對于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所形容的“美國人對毒品永不滿足的需求”，卻沒有真正施以對策。

　　擠壓氣球并不會讓空氣消失，只會換個地方鼓起來。從南轅北轍的“毒品戰爭”竟然衍生出另一個詞——“氣球效應”。誠如哥斯達黎加前總統阿里亞斯所言，美國式的禁毒行動不過是把戰場放在別國。

　　需求決定供給這樣的常識，美國人并非不知曉，美國緝毒署的博物館常設有名為“良藥與惡習：美國藥物濫用”的展覽。正是基于“惡習”的需求，美國以占世界近5%的人口，消耗了全球80%的阿片類藥物。與此同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卻不無關切地指出，全球用于醫療和科學目的，包括用于緩解疼痛的國際管制藥物供應依然短缺。

　　“為什么那么多國家把聽都沒聽過的藥物列為非法？為什么聯合國有關藥物公約強調刑事定罪勝過人的健康？為什么全球用以解決藥物濫用的公共資金沒有投入研究機構而是流向懲治毒販的機構？你會發現答案都是因為——美國。”美國禁毒政策聯盟負責人伊森·納德爾曼之問，正說明了美國禁毒政策非但沒有解決自身問題，反而將其推向全球，讓世界為之埋單。

　　對美國來說，破解難題的鑰匙本就在自己手中。但醫藥企業的利益沖動、處方藥監管的失控、毒品危害宣傳的不夠、下層民眾的失落焦慮，都助推了無節制的藥物濫用。這一切所反映的，都是美國的社會失衡和治理失控。誠如美國《時代周刊》所言：“阿片危機”背后，美國真正需要直面的，是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入不敷出的醫保方案以及低學歷者就業機會不斷減少的社會問題。

　　令人遺憾的是，在有限任期和選票誘惑下，美國一些人對“房間里的大象”不管不顧，卻總在屋外大喊“敵人來了”。其中的邏輯當然不難理解，畢竟，相比解決自身的長期結構性問題，甩鍋給他人顯然更省力討巧。